如何翻譯「critical thinking」?

劉彥方
香港大學哲學系
2015年5月28日

根據明報 2015年5月17日報導 [註1],葉劉淑儀於商台節目中批評香港教育局把「critical thinking」譯作「批判思考」。她認為這是錯誤的,容易令年輕人以為思考就是為了批判社會,使他們「先天與建制對立」。一個星期後,嶺大校長鄭國漢在培僑中學畢業禮致辭時,也提出類似的講法,並認為「critical thinking」的正確翻譯應該是「慎思明辨」。[註2]

葉劉淑儀不滿意「critical thinking」的翻譯,並非近期的事。早在 2007 年她已經有這樣的看法 [註3],2008年亦曾經在立法會要求政府把「critical thinking」的官方翻譯改為「明辨性思考」或「分辨性思考」[註4]。2014年12月,她再重提要求,並在立法會文件中引述相信是我在港大《思方網》的觀點,指出批判思考並非要我們刻意不停找別人錯處。[註5,6]

建制人士要為「critical thinking」改名,當然背後可能有政治動機。朗天便曾經在明報撰文 [註7],認為這只是「語言偽術」,目的是要打壓年輕人的獨立思考,製造「河蟹」氣氛。不過,我覺得改譯名的觀點並非全然沒有道理。而且不滿意「批判思考」這個翻譯的,大有人在。如果沒有弄錯,龍應台在2008年一場演講中也曾提議以「思辨能力」代替「批判思考」。

擱開政治動機不談,這個討論當中有幾個意見和論據值得留意。首先,葉劉淑儀在立法會 CB(2)222/08-09(01) 號文件說 critical thinking 最早是美國學者 Edward Glaser 於1941年提出的,鄭國漢也好像認同。不過這個顯然是錯了。其實 critical thinking 更早期的主要提倡者為美國哲學和教育學家杜威 (Dewey),即是胡適的老師。(Dewey之前有沒有我就不知道了。) 杜威 1910年的著作「How We Think」提倡「reflective thought」,很多人等同為「critical thinking」。但杜威在書中其實也有用過「critical thinking」一詞:

“The es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is suspended judgment; and the essence of this suspense is inquiry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before proceeding to attempts at its solution.” (74頁)

以葉劉淑儀和鄭國漢倡議的「慎思明辨」來粗略形容 Dewey 和其他如 Glaser, Robert Ennis 等後來的學者對 critical thinking 的看法,我覺得問題不大,但這是否代表「critical thinking」不應譯作「批判思考」,而應該改為「思辨」或「明辨思考」呢?

有些支持「批判思考」譯法的人,會以歐陸哲學的批判傳統作為依據。朗天便以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三大巨著,以及其後歐陸哲學發展出來的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 為例子,指出「critical 」確實有批判社會及文化現象的意思。所以他覺得「critical thinking」用上「批判」一詞是恰當的。

不過,這個論據假設了「critical thinking」也是來自同一個思潮。這個我不太同意。教育哲學中有一套理論稱為「critical pedagogy」,確是源於批判理論,著眼點是反省和批判教育體制,理解意識型態和霸權對教育的操控,從而作出反抗而得到解放。「Critical pedagogy」翻譯為「批判教學論」,相信很少人會有異議。 但「critical thinking」和「critical pedagogy」並不一樣。杜威 1910年的「reflective thought」和「critical thinking」,大意是指審慎嚴謹的思考,當時批判理論尚未成形,而後來研究「critical thinking」的很多著名學者(例如Robert Ennis),也不是以批判理論或批判教學論的角度來界定這個概念的。他們的用法,與「critical analysis」裡面的「critical」較接近,和批評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我認為 critical thinking 不單是可以,也是絕對應該用來批判建制,但這並不代表批判理論所指的批判是 critical thinking 的核心理念。

我自己對「critical thinking」應該如何翻譯,沒有強烈的意見。不過,「批判思考」由來已久,也在兩岸三地通行。這個翻譯可能不完美,但作為一個專用術語,大部份人現在都知道是指 critical thinking。教育局2014年回覆葉劉淑儀時說會以後採用「明辨(批判)性思考能力」作為「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我覺得反而是多此一舉。

葉劉淑儀等人認為有些人會把「批判思考」誤解為批評別人。但他們好像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說明這個誤解到底有幾普遍。我自己覺得很多執於偏激批評的人,是性情或價值上出了問題,而非對「批判思考」有誤解。 而就算有,這個誤解稍加解釋便可以消除,不一定要修改既有的翻譯。況且,如眾人所言,「critical 」在英文起碼有兩個意思,所以「critical thinking」其實也有機會引致相同的誤解。而如果把中文「批判」二字拆開來看,「批」和「判」可以用於「批註」、「眉批」、「論批」、「判別」等詞語。這些詞語都帶有分析和評論的意思,不一定涉及負面的批評。

無論如何,即使「批判思考」使人聯想起批判,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這個世代,荒謬恐怖的事情和混亂的思考多的是。思考方法在社會的一個主要功能,便是要指出這些不合理的現象。定義上「批判思考」當然不等同批判,但思考方法在實際運用上很難避免一定程度的批判。社會欠缺批判精神,何以進步?葉劉淑儀以為年輕人習慣批判社會是「先天與建制對立」,其實反映了她以為批判便是負面對立的誤解。葉劉淑儀在美國留學,照道理應該明白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批評不一定是負面的行為。學者最怕的便是沒有人批評自己的理論。著名的學者退休,最光榮的事情莫過於行內的學術巨頭和學生聚首一堂,討論和批評自己的論述,共同拓展知識的領域。而就算不講學術傳統,我不知道葉劉淑儀作為一個母親,有沒有曾經對女兒講過類似「我罵你是為你好」這樣的說話。市民對建制的批評,可以是沿於對社會的逼切關心和焦慮。建制派先天擁有強大的權力和資源,不應該把批評者看成敵人,而是應該虛心聆聽。然而,這恐怕只是空想。當批判思考的批判對象是既得利益和千絲萬縷的裙帶關係,批判者自然變成了對立的敵人,引來無數有形無形的打壓。教育局如何翻譯「critical thinking」都好,批判的思考和精神,絕對不可以放棄。

轉載 : 《立場新聞》 《評台》

江西男子指天發誓後遭雷擊

A good example for discussion in critical thinking classes.

明報網站 2008年10月14日

江西男子指天發誓後遭雷擊

江西一男子指天發毒誓,轉身就遭電擊。因搶救及時,男子目前已脫離生命危險。

十三日上午,吉安縣黃某找到家住井岡山大市場的男子涂某稱,三年前一名朋友結婚時,涂某曾讓他代送了三百元禮金,此後涂某將此事遺忘一直未還錢。涂某聽後稱沒有此事。於是,黃某便對涂某說,如果涂某敢對天發誓,他就不要這錢了。

涂某聽後,走到門前指天發誓說,若欠了黃某的錢,他就遭天打雷劈或觸電死,黃某見狀就走了。

但五分鐘後,當涂某洗完米用電飯煲煮飯時,因未擦乾手上的水,手剛一碰到電飯煲插頭上已老化的電線,就被電擊倒在地,不能動彈。

所幸涂某的兒子此時放學回家,發現後趕緊報警。民警趕到後,立即將涂某送往醫院。

(中通社)

索羅斯 批判思考

索羅斯是全球百大億萬富豪之一。他操盤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至今四十年,平均年報酬率超過三○%,更曾經創下累積十年高達三三六五%報酬率的紀錄。

《商業周刊》採訪:

(索羅斯) 答:投資之前,我會預先有一套假設,根據假設判斷未來事件怎麼發生,然後提出一套論點,也算是一種想法,然後挑選符合假設的投資環境

進場後,我會比較實際情況和論點之間的差異,進一步檢驗原先的假設。這其中牽涉到直覺,但我還是有一套理論架構的。

問:如果你是錯的,接下來你會怎麼做?

答:我有投資假設,我會重新檢視想法與現實,如果不一致,我才確定我方向錯誤。

問:但有時候行情暫時脫軌演出,然後又回到正軌。你要如何判斷?這需要點天分吧?

答:當現實與假設有所偏差,我會運用批判思考,找出偏差的原因;我或許會調整投資主題,也有可能找出突然出現影響的外力因素,所以最後有可能是加碼,而非賣掉。

林行止 通識

在知識、資訊爆炸的年代,用世須「專」是必然的趨勢,這使隔行如隔山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人與人之不同,跨度愈大,愈難溝通;愈欠溝通,隨隔膜而產生的無情與庸碌令生活失色、節奏單調;於是,提高「通識」被不少人視作消弭隔閡,豐富意識,增添生命意義姿彩的最佳途徑。可惜「通」的意義在於無邊無際,一旦看見界限,便「通」不起來,所以界定「通識」,談何容易?正當人們在常識、學識與知識之間糾纏,議論什麼才算通識之學的時候,香港學校已循政府「指引」,全面推動「通識」課程,此舉自然受到不少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劣評。

  「通識」教育最難克服的,是它的不着邊際,那使教師與學子都因漫無準則而不知所從,哪還說什麼成效?假如要健全情感智商,通點人情世故,讀文學比鑽通識更為踏實益智。文學是透過文字、詩歌、戲劇,探索縱橫時空的人情世故,令胸襟開闊、視野拓寬,思想開放。沒有文學,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會因為少了很多不同層面的體會而味寡。

伍錦康:大學課程重在鍛煉思考

http://eduplus.com.hk/eduguide/ep2_issue.jsp?articleID=435&issueNumber=48

伍錦康是機械工程師,在倫敦大學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在新加坡建立發電廠後,回港加入中華電力工作,負責青山發電廠和大亞灣發電廠的設計工作。97年55歲的伍錦康,從工程師工作退下,回歸家族生意八珍國際有限公司,賣起「份外香」的甜醋及醬料。

大學讀甚麼科目其實並不重要,旨在訓練思考、運用腦筋。積累下來的經驗,其實放諸不同行業的管理皆可。」

香港小四學生閱讀能力2006年排名第二

明報2007年11月30日社評

昨日有兩項最新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香港學生的質素位居世界前列,一點也不遜色於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我們感到欣慰之餘,應該想方設法使這些好質素在整體社會落地生根,使之成為香港的珍貴資產,從而加強本港整體的競爭力。政府和社會各界須共同為此付出更大努力。

根據一項有45個國家、地區參加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顯示,香港小四學生的閱讀能力,在2006年排名第二,僅次於俄羅斯,亦較2001年的排名高了12位。今年香港小四學生不但在整體排名上大躍進,在高層次閱讀方面,排名更是第一名。所謂高層次閱讀,是指學生所閱讀的書籍,不是消閒或是資訊性的,而是有批判性和學術性的書籍,情或許顯示香港小四學生思維上有點早熟,卻也說明他們的質素甚高,讀書已經超乎消遣或打發時間,而是追求學問,對於約10歲的孩童而言,這是十分難得的。

但是我們把視野從學校移到社會,這幾年,讀書風氣卻未見濃烈。相反,在地鐵所見多是把玩電子遊戲機之徒。若與讀書風氣較盛的內地、台灣和日本比較,香港確實有點自慚形穢。

本港的社會團體、傳媒機構等,不時都有舉辦活動,推動讀書風氣,但是效果不彰。例如本港每年的書展,都出現人山人海場面,但是一年趁書墟一次,是否反映趁墟的人都鍾愛讀書,答案是否定的。今年7月間,有機構做過一項《香港人愛閱讀還是愛書展?》的調查,以上門形式訪問了4500多名年齡介乎15至64歲的市民,發現只有不到三成在過去12個月內,曾經閱讀書籍(不包括報章及雜誌),閱書群主要是30至39歲,15至17歲者僅佔一成,即是10個閱讀書籍的人,只有一名是在學青少年。此情况與10歲小四生閱讀能力居世界前列的情况,完全不匹配。

林行止專欄 – 精乖伶俐成績佳學位高低不重要

2007-11-09 林行止專欄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八月間發表一份由三名美國經濟學者聯合撰寫的「工作報告」:〈教師的資歷(credentials)能否影響學生的成績?〉(NBER NO. W12828),論文得出否定的結論。作者們收集了一九九四至二○○三年北卡萊納州三、四和五年級百分之七十五學生的成績表,然後參照教師主要包括學歷和從事教育工作年期的履歷,進行仔細分析,得出教師學歷高低與學生成績優劣無關!許多學校以為聘請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的人當教師可提高學生成績而不惜支付的高薪,「經濟效益」其實是很低甚至「不具效益」─這意味高於一般水平部分的薪金是浪費。

  作者們爬梳統計數據後,發現經驗最重要,「最佳教師」多於有二十一至二十七年教學經驗中見之,而所謂「最佳」,是指他們的學生錄得較佳的考試分數;他們還發現出身「名校」教師(原文用「競爭性強的大專院校」以避免歧視的指責)的教績,比「非名校」畢業生為佳。這種「發現」符合國人的智慧,「名師出高徒」的「名師」,與學歷沒有必然關係。

  小班教學對學生的數學及語文成績大有幫助─學生人數多五名和少五名的成績差異甚大。另一方面,家長的學歷與其孩子的學業成績成正比,家長(父或母)教育水平愈高(比較範圍僅為中學未畢業至第一個學位)孩子的成績亦愈佳(但程度十分輕微),而即使有具經驗的教師,如果父母僅略識之無,對學生的「好處」便被抵銷……。

  作者們的結論是,學生期終考試的成績,與教師學位高低無關,與學生上學期的得分、教師的經驗、學生人數多寡及家長的教育程度有關!